“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姓马”是专业，“信马”是信仰。专业可以变为单纯谋生的手段，而信仰则是高于谋生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做一个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还是信仰
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科学学说，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说，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成为一种信仰。这里所说的信仰，就是行为原则、理想追求、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它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学说。事实、规律、实践，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要素。不以事实为依据、不研究规律、不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所谓“学说”，不能称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依据的就是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尤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科学成果；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正在于它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经过实践检验和仍然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当然，它不可能详尽无遗地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我们还在不断地根据新的时代，新的事实进行研究。基本原理可以丰富、运用和发展，但不能推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其事实依据就是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成果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新的概括和新总结，而标准仍然是实践。事实依据、规律概括、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学说始终如一的要素。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可以没有人的参与而自动起作用。相反它必须有这种学说的信仰者为之奋斗，为之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正如普列汉诺夫说的，月食是客观规律，没有人为阻止月食或促进月食而组织月食党，但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组织革命党。由学说进到行动，由理论进到实践，必然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信仰维度。一个不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只是徒有其名的“共产党”；一个不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最多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而不是信仰者；可成为学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作为信仰有区别吗？当然有。科学是共有的、普遍的，而信仰是个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信仰，其中就包括每个共产党员个人的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资产者们可以不喜欢劳动价值论，不喜欢剩余价值学说，不喜欢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不喜欢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总之，他们可以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或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照样存在。中世纪不会因为神学家们的反对，地球就不再围绕太阳旋转。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基本规律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好恶取舍无碍于它的存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在此处，十分贴切。
信仰则不同。马克思主义只有对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切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它才是信仰。对于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学者，它就不具有信仰的性质，而是反对的对象，被视为歪理邪说。任何信仰都是信仰者的信仰，而不能成为不信仰者的信仰。作为一种信仰，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信仰的坚定性程度也不会完全一样。
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和信仰是统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否坚定，取决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态度。越是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个人信仰越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信仰坚定性的理论基础；而信仰坚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性的内化，化为内心的坚定的信念和情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科学理论动摇，信仰就会随之倒塌。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要求追随者们要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原因。
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
在历史和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学者并不少见。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耶和华等于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是马克思，无产阶级是选民，共产党是教会，耶稣降临是革命，地狱是对资本主义的处罚，千年王国是共产主义。这种比附当然是曲解，不值一驳。在当代，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现象并不罕见。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就明确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因为，“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而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这一指南包含着一个拯救计划，指出人类或人类中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应该摆脱的罪恶”。指摘马克思主义把资产阶级定为罪人，无产阶级视为上帝选民，资本主义视为罪恶，共产主义视为千年王国，是一种常见的歪曲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伎俩。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是把为改变此岸世界而斗争的学说，变为憧憬彼岸世界的梦想。理想化为幻想，革命学说变为劝世箴言。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我们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信仰，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穷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救世的，是改造社会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说；而宗教是救心的，宗教信仰是自救自赎的。宗教不企图改变世界，改变社会，而是各人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改变自我。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社会不公问题，而宗教解决的是个人灵魂失衡问题。宗教抚慰对宗教信仰者有效，而对非信仰者无效。马克思主义以解放人类为目标，解决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不管你对马克思主义信与不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获得解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治河换水，治水救鱼，只有水好，鱼才能成活；宗教是救鱼的，水有没有污染是否适合养鱼，这不是宗教的任务。宗教劝导各归本心，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善心、爱心。宗教有各种清规戒律，规范信徒的行为。从这角度，宗教具有伦理性质，修心养性，行善积德，劝人为善。宗教有它特有的社会功能，我们重视宗教对人心教化的良性作用。但社会不可能通过逐个改造人心而得到根本改造。只有变革社会，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人才真正有安身立命之处。
对于虔诚的教徒来说，自己信仰的宗教是不能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世界，而且提倡自我批评。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有自我批评勇气，有改正错误勇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战斗性，还能够审查自身理论阐述的真理性和说服力。一个只能接受点赞而不接受批评的共产党，不是成熟的共产党；一个只讲蛮话，讲硬话，不准对自己观点质疑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表现为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乌云难以蔽日，真理不怕反驳。
十月革命送来的是真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引起一些论者的怀疑：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究竟为中国送来的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经，还是俄国人自己炮制的“二手货”？如果认同后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就发生了根本动摇，九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被一笔勾销。
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很多，开始并不是俄国，而是在日本、在法国，但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具影响，作用最大来说，当然是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说明，对于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者来说，不可能从日本找到出路，也不可能从西方找到出路，更不可能从十月革命之前关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的介绍中认识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新榜样，这就是应该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寻找出路，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指导，从社会主义中寻找出路。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观》《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比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些文章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撰写和发表的。这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者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而不再把眼睛盯住日本和西方，盯住资本主义世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中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命运，找到“真经”、找到“出路”的一种最形象的说法。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只是读俄国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等等，也不能说是俄国人的著作。列宁著作也不能说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推崇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我们不能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列宁主义摒弃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列宁主义是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内。
我们国家也翻译过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不能说都是伪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苏联解体作为判断依据，把列宁著作，也包括我们曾经翻译过苏联学者的著作全都归为二手货，这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某些论点可能会存在某些错误，有些教条化的倾向，这不能成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假马克思主义的依据。
十月革命为人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影响，但中国革命并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中国不是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剥夺资产阶级，不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俄国道路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关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经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待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个别论断。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难道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而会变成非马克思主义，变成“二手货”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个时期，我们的某些实际政策和体制会受到苏联的影响，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社会主义建设样板，但我们并不是对苏联亦步亦趋。中国从“以俄为师”转向“走自己的路”，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二手货”论的观点，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无法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
摒弃共产主义理想，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谈论马克思主义完全避开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年来，“共产主义”这个词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他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确是钙，是脚根能否立稳，腰杆能否挺直的关键。
我们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与改革初衷不符的现象，如两极分化，贫富对立，官员腐败、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混乱，生态环境的恶化；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也看到了它的某些消极面，它对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带来的侵蚀。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社会医生。在旧社会，我们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治病；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是通过深化改革“治病”。改革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说，这种改革是有方向的、有立场的、有原则的。原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使人民幸福满意；方向就是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对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少数不当利益获得者，暴富者，一听“共产主义”就感到浑身发毛。似乎此时谈论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就是否定改革，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对贫富两极化不满，对自己处境不满的人，什么共产主义，纯粹是乌托邦。我看不到，我儿子看不到，我孙子也看不到。两种不同的议论，仿佛处在同一链条中的两端。处在链条一端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共产主义；处在链条另一端的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共产主义。
这里涉及到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共产主义应该包括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中，作为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这是需要多少代人努力才能建设成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并不能因其遥远而根本不能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明确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杠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公正的评价。当一种所有制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时，它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但要坚决反对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全盘私有化思潮。
作为成份的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出现的，它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并非“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太虚境界。马克思明确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的现实的运动。”在我看来，我们党中央确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共同富裕，强调全部脱贫，强调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方面，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作用、公共财政的作用。凡是泽及全体人民的公共福利，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朝共同富裕方向前进，就是在社会主义中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因为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纯市场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最低程度的按需分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非冰炭，而是相得益彰。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经济，但我们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社会，即不是把社会全部交给市场支配，让看不见的手作为上帝主宰一切的社会；我们社会的主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以货币作为衡量一切关系的拜金主义观念。
有人会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福利国家，这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如果说共产主义因素的话，它们才应该叫共产主义呢！这里有个最简单但又最不容易被一些人明白的道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福利多少，能否持续维持，取决于劳动者能创造多少财富。税收从本质上说是剩余劳动的积累。归根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非富人的恩赐。“羊毛出在猪身上”的说法是蒙人的。说到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舱石。因此某些福利国家仍然是改善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更不会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国家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福利还不多，还不普及，但从本质和发展总的方向来说，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正是通过这种因素的不断增加和积累，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建设会逐步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变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是由“小康社会”走向“大同社会”。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国际国内的多种因素，但我们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现实与理想相比，是不完美的，与不完美的现实相比，理想是超越的。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虽然现在还少，但它不是贫富分化，只有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现实状况的固化和补救，而是朝共产主义社会一步步前进的台阶。
从理想目标角度来看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如果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撰写《共产党宣言》？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隐晦地向全世界公开说明的观点、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宣言》开宗明义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共产主义目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不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中国共产党何必称为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朝共产主义前进，那我们是朝什么目标前进呢？没有目标的航行是永远不能抵岸的航行。这不能称为航行，而只能称为漂流。一个随波漂流的共产党，能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吗？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目标的党，因此我们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该立足现实，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个远大理想和目标。
要不要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会有争论。其实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关于自己制度的理想，都会宣传这种理想。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反对封建制度的启蒙主义者们抱有对新制度的期待，他们是一些有卓越才能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憧憬新制度的理想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诞生并巩固后，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和理论家们，他们制造各种理论和学说，宣传私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基础，个人主义是人类最高价值，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超越的制度。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这种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学说，不仅影响和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甚至影响到无产者。只要读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读读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就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宣传自己的理想呢，就不能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的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推翻了旧政权，但不可消灭几千年私有制度永恒的观念。私有观念比旧的制度要活的长久。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它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度的当代形态，具有深厚的私有观念的传统。现代世界的人类，是在延续了几千年私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因而私有观念已经被西方有些学者视为人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只要读读弗兰西斯·福山把共产主义视为与人性相对立的制度就可以知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符合人性的，而“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
我们很清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教育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实的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刚刚摆脱贫困的我们国家具有某些先发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当代中国是近百年来从未有之巨变，总是振振有词为资本主义优越性辩护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不是讲空话、讲大话。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进行中国传统基本的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同时，适当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并不是要他们立即从事共产主义建设，而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的一部分，让我们的青少年明白人类社会将来在朝什么方向前进，什么样的制度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什么样的理想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虽然我们现在距离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但如果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一点不懂社会发展史，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不能把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现行政策对立起来。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会有民营企业家，会存在贫富差别，会有一部分人成为亿万富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是企业主，而另一部分人是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我们并不反对合理合法地拥有财富。富人增多，中产阶层壮大，有利于社会总体财富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有利于增进全民福祉。马克思说过，“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现行政策放在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总体框架内来理解。
我们反对强调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采取“左”的政策，重新回归平均主义。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属于共产主义这个总过程的一个阶段。它是过程，而不是终点；现存的种种社会矛盾也是前进过程中的现象，应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化解，而不是加深和固化。如果把共产主义目标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外，完全不许讲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这种不知最终向何处去的“改革”，会模糊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走向的认识，容易被一些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做出种种错误解释。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最最期待的。
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充满艰难险阻的事业，也是长远目标。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因为自己的生命短暂看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发生动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的眼界受制于个体生命的长度，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厚度和深度，我们往往是短见的、近视的，遇到挫折和风波就会动摇。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胜利、革命高潮时，“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多，而在革命低潮，在革命失败，在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败时，原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倒戈、忏悔。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生命长度作为衡量理论、信仰价值的尺度。
姓马光荣，信马很难
姓马是光荣的，历史上没一种学说有马克思主义如此大的吸引力，凝聚力；也从来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深深地改变世界，使资本主义世界对它如此害怕；也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让维护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为驳倒它而绞尽脑汁，劳心费力。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一次一次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消灭、被驳倒，可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失败，是一种僵化体制的失败。它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是因为当政者创造性地，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而是走了一条由教条主义到修正主义，到最终解散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走了一条由深陷泥潭到彻底没顶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由理想转变为现实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和实际路线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大批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忠诚信仰者和实践者。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注定没有任何可能通过总结教训来挽救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失败，回天乏术。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难。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存在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杀头、坐牢、流血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坐在咖啡馆喝咖啡，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有革命时的生与死的考验，和平建设时期有顺境与逆境的考验，改革有改革时利益关系调整中的金钱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时期的考验更大，因为它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一次大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经不起市场经济考验、经不起改革开放考验，经不起地位变化考验，经不起金钱考验的“老虎和苍蝇”并不少。
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对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考验。改革开放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对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考验。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能辨别理论上的大是大非。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吸取人类积累的广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和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激情和热情。曲论阿世，信口乱言，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人，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的这两句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陈先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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